西行漫記 | “八路軍獲得了力量和聲望”

“共產黨軍隊之所以能取得這些勝利，乃是因為這支軍隊來自農民，而共產黨人則是這支軍隊的組織者。這些勝利是憑著自覺和才智將中國人民的潛在力量調動起來的結果。”

——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

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，美國著名的進步記者與作家，中國人民的朋友。她一生六次訪華，幾乎都在中國革命的重要時刻。抗戰期間，她深入前線，如實報道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英勇作戰、抵御外侮的偉大奮斗歷程。她撰寫的《毛澤東的思想》一文，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成果，幫助世界更准確理解中國革命的方向與內涵。毛澤東稱她為“一個很好的‘中國人民的宣傳家’”。

“每前進一步都要通過斗爭”

1885年，斯特朗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，她天資聰慧、思維敏捷，年僅23歲便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。自大學畢業起，斯特朗便積極投身美國的工人與婦女運動，她關心人類進步事業，對新社會形態和革命運動抱有濃厚興趣。

1925年，斯特朗第一次訪問中國。當時正值大革命時期，斯特朗說，吸引她的不是“異國聖地文明和古代宮殿”，也不是這裡的“珠寶和絲綢”，而是“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革命運動”。在蘇聯人鮑羅廷的幫助下，斯特朗對省港大罷工展開了深入報道。這段經歷讓她由衷感慨：“我第一次感覺到中國人民所具有的接管他們國家的力量。”在廣州婦女解放協會的活動現場，一位中國婦女告訴斯特朗：“每前進一步都要通過斗爭，即便只是拓寬廣州的幾條街道，也是如此。”正是從這些已然覺醒的中國女性身上，斯特朗敏銳地捕捉到了中華民族振興的光芒。

兩年后，國共合作破裂、大革命失敗，斯特朗再次風塵仆仆地趕到中國，向全世界揭露了蔣介石背叛中國革命、鎮壓革命力量的真相。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給予高度評價：“有勇氣把中國人從中世紀推進現代世界的，將不會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將軍們，不會是那些膽小怕事的政客官僚們，而必定是這樣的工人和農民。”

1928年斯特朗出版《千千萬萬中國人》一書，介紹前兩次來華見聞和中國人民的斗爭。

“八路軍獲得了力量和聲望”

1937年，中國全民族抗戰爆發，斯特朗決定重返中國，因為“中國人民終於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，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爭”。此行是她時隔十年后的第三次訪華。1938年1月，斯特朗自山西臨汾出發，經過數小時的長途跋涉，終於抵達山西省洪洞縣馬牧村——一個“在任何地圖上都沒有標記”的隱秘村落。彼時，朱德正率八路軍總部駐扎於此。斯特朗在她的著作《人類的五分之一》中寫道，我非常幸運，因為八路軍所有的將軍都在那裡，他們正在舉行一次軍事會議。她以細膩的筆觸精准記錄下對這些將領的最初印象：朱德朴實得像位農民，一點也沒有架子﹔賀龍粗壯結實，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﹔劉伯承戴著眼鏡，彬彬有禮。

斯特朗在八路軍總部住了十天，與官兵們同吃同住、朝夕相處。在這裡，她“漸漸地認識到並喜歡上這支軍隊的特點”：堅定不移的信仰、艱苦朴素的作風、充滿傳奇的經歷，以及官兵間深厚無比的戰友情誼。“對八路軍來說，每個普通士兵都是寶貴的，不僅是他的生命，而且他的主動精神都是寶貴的。”附近的村民告訴斯特朗：“1936年紅軍在這裡的時候，他們一點沒有動我的東西。那時候，窮人熱愛他們。可是現在，人人都熱愛八路軍，因為他們保護我們不受日本人的奴役。”

斯特朗稱，這些特點是中國軍隊中罕見的，也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罕見的，“正是這些特點，使這支軍隊獲得了力量和聲望”。在中國華北的偏僻農村，斯特朗發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，看到了中國抗日的希望。

1940年12月，斯特朗第四次來到中國，與周恩來在重慶進行了秘密會談，得知“近兩年來，國共關系日趨緊張，蔣介石的將領不斷挑起沖突”。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，遠在美國的斯特朗密切關注事態進展，迅速撰寫文章揭露事變真相，並設法將文章與其他佐証材料一同發表於《紐約先驅論壇報》，為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贏得了寶貴的國際聲援。

“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”

1946年，中國內戰爆發不久，第五次來華的斯特朗搭乘美軍觀察組的飛機抵達延安。8月6日，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接受斯特朗的採訪。在這次會面中，毛澤東提出了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”的著名論斷。

1946年8月6日，斯特朗《毛澤東訪問記》記錄稿。（中央檔案館藏）

毛澤東談到了當前的內戰形勢，也提及了當時支持蔣介石一方的美國。斯特朗突然提問：“如果美國使用原子彈呢？”毛澤東略一思索，以堅定的口氣回答：“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，看樣子可怕，實際上並不可怕。”接著，毛澤東進一步分析道：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。看起來，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，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。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，而是屬於人民。”斯特朗整理並對外發表了談話內容，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”的論斷就此正式走向世界，在她看來，這無疑是“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”。

1947年《文萃》刊登的《毛澤東論紙老虎》（上海市檔案館藏）

1947年初，中國內戰局勢升級，斯特朗懷著不舍之情告別延安。周恩來在寫給斯特朗的信中說：“雖然您已經離開延安，但我們仍能如您在這裡一樣，能密切地在一起工作。我相信，通過您的作品和影響，您對中國人民將做許多有益的工作。正如毛主席所說，在您旅游歐洲時，您將是一個很好的‘中國人民的宣傳家’。” 離開延安后，斯特朗不負所托，潛心撰寫了《毛澤東的思想》一文，並發表於美國紐約的《美亞》雜志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斯特朗首次向西方世界系統性地介紹了毛澤東思想，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主張有了更為深入和全面的認識。

1947年，周恩來與斯特朗在延安。（上海市檔案館藏）

新中國成立后，斯特朗致信周恩來，懇切表達了重返中國的強烈願望。她在信中寫道：“我最大的希望曾經是，現在還是，回到中國去。”1958年，歷盡諸多周折，73歲高齡的斯特朗終於如願以償，第六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。這一次，她沒有再離開，她動情地說道：“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將是我度過余生的地方。”

（本文作者：李薇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員）